管是什么样的抉择，如果你有能力学习，却不愿学习基本的生活智慧，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拥有这种智慧，你能更好地为他人、为自己服务，让生活妙趣横生。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才能，弃之不用是很可惜的。
投资大师查理•芒格的股市投资智慧
问：过去几十年，法律的复杂性是不是消耗了去多企业的元气？
芒格：答案是肯定的。相比较20年前，几乎每家公司花在诉讼上以及花在对各种规章制度的遵守上的支出都有所增加。有些新规定非常愚蠢，有些则非常必要。这种情况会一直延续下去。
问：你是否看到或者经历过，一些企业因为担心投资失败或者债务问题而改变了决策，从而采用风险更低的投资策略？
芒格：我遇到过一次——当时跟另外一个朋友，不是沃伦——是和合伙人，公司最大的股东之一。公司发明出一种质地更牢固的警用头盔，是利用凯夫拉或类似的材料制成的，他们把这个头盔拿给我没看，我想公司能大批量生产。
我们在观念里还是支持警察的，我认为，文明社会需要警察部门——尽管我不同意警察的出现产生了许多寡妇和孤儿这句话，但我们赞成生产出更好的警用头盔。
看了这个头盔，我们对发明人说：“我们企业很有钱，但却没有资本制造这样坚固的警用头盔，考虑到种种风险，我们不同意生产，但我们希望这种产品能为社会服务。”我们并不是试图阻止警察用上最新的头盔，只是决定不生产这种头盔。
有一些行业——根据文明社会的运行方式——如果只有有钱人能消遣得起的，就属于不安全的行业。在高中足球比赛中难免会发生一些截瘫或者四肢截瘫的事故，那些有钱人可能将成为受害的一方，他们会赢得官司而不是头盔制造商。每个人都很惋惜，这些伤害很严重，这种官司对制造商来说非常不利。我认为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很少有财力雄厚的企业愿意制造足球头盔。
我认识两个医生——他们都拥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当误诊保险费很高时，他们就离婚，把自己的财产转移至妻子的名下，他们屡次这样操作。他们对社会非常不满，但不得不让自己适应。自此，他们没有交纳过误诊保险费用。
大家都学会适应不断变化的诉讼环境，并各有奇招，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
我最憎恶的就是社会系统助长欺诈行为，或许加州脊椎按摩师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欺诈行为。举个例子，我有个朋友，在邻区发生了一次小碰撞——一起很小的汽车事故，人还没有离开现场，他就收到了两张脊椎按摩师和一张律师的名片，他们是负责因脖子受伤索赔费用这类案件的。美国兰德公司的统计显示，加州每起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伤害人数是其他一些州的两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有一半纯属欺诈。因为大家看到别人有类似的行为就纷纷仿效，我认为，任凭这类事件愈演愈烈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我是文明社会的政策制定者，将规定工人的精神损伤赔偿为零——不是说没有劳工精神损伤，而是因为这种方式给社会带来的伤害比起真正有人精神损伤而不能获赔来说要严重得多。
我喜欢海军系统，如果你是海军船长，因为连续工作24小时而想休息一下，你得把船教给大副，由于天气恶劣，船搁浅了——这不是你的错——他们也不会把你提交给军事法庭，但你的海军生涯就此宣告结束。你可能会说：“太残酷了吧，又不是法学院，这样不妥。”在这种情况下，海军模型较商学院模型更有效，海军模型强迫人们在恶劣的情况下全神贯注。
船搁浅的原因并不重要，但你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没有人对你的过失感兴趣。这只是一个规则——考虑到各种后果，这对大家都有好处。我喜欢此类规则，我认为有了这种“无过失规则（no-fault rules）”，文明社会将更美好。但它似乎被法学院驱逐在外：“这不合适，你这样做不公平。”
在讨论海军规则的时候，我追求的也是公平和正义——如何减少船只搁浅的正义。考虑到这种作法带来的好处，我不在乎一个船长是否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毕竟这不像被送往军事法庭审判，他只是必须重新选择一个新行业，之前的养老金照领不误。
我喜欢这些规则，当然，我属于少数人。
问：我希望您多说点关于判断的事情，在之前的谈话中，你认为我们应该看看心理学课本，然后从中抽出15至16个最有用的原理。
芒格：这些原理肯定是重要的，也是正确的。这是正确做法。然后你在生活中没有的重要原理——这样就组成了一个系统。
问：对。我的问题是关于前面一个步骤，就是如何决定哪些是正确的原理。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更为重要。
芒格：不，不，你把难度给夸张了。你能理解人们深受其他人的思维和行动的影响方面——就是在潜意识的作用下。
问：我能理解。
芒格：所以，你就可以仔细筛选这些原理和法则，一个接一个，就想这样，并不难。
你能理解“操作性条件反射（operant conditioning）”的作用吗？——人们总会重复上一次奏效的方法。
问：我觉得好像有许多内容也很管用，这样的话，系统就会变得异常复杂，我想这可能是过多干扰的缘故。
芒格：如果你像我一样想，就会觉得有点复杂度反而更有意思。如果你希望看到所有的内容都很简单，一览无遗，或许你可以参加一个自称能提供所有答案的团体。当然，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办法，我认为你们必须直面世界——承认它本身的复杂性。爱因斯坦说的说：“每件事越简单越好，但再简单的东西也有个度。”
这是事实。如果有20种因素相互作用，你必须学会处理它们——因为世界就是这么构成的。按照达尔文的方法，带着好奇心，又带着恒心，步步推进，你就会变得这不是很难，而且会对自己的所得感到惊喜。
问：你给出了自己使用的三种模型，你是如何找到其他模型的。你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更为简单的方法，而不是翻遍心理学课本？我不是反对这样做，只是因为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芒格：其实原理和重要的观点是相对有限的，自己领会非常有意思。如果你能自己领悟并总结出来，这种效果比单纯地背诵其他人给你列出的清单要好得多，无形中强化了记忆。这种乐趣不会停止，我也曾被严重误导过，不会费心地去理解什么是现代达尔文主义。虽然阅读过各种各样的书，但没有掌握要领。就在去年，我突然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所以我又倒回去，在Dawkins牛津大学著名的生物学家的帮助下，我开始正确地领悟。
像我这样一个70多岁的人，试图在脑中理解现代新达尔文合成论无疑有些难度，这些知识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让人如痴如醉。了解就会变得非常简单。所以我给你们推荐的方法有一个美妙之处：在此过程中充满乐趣，除非你因失去理智而被送往疗养院，才会失去这种乐趣。
如果我是法学院的最高独裁者——当然，没有一个学院会允许一个独裁者存在——我将会建立一个叫做“补救式生活智慧”的课程，其中囊括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内容，包括教法得当的心理学知识。课程大概为期间3周或者一个月。
我认为，你们可以建立一个有趣的课程——举出精彩纷呈和具有说服力的例子，佐以有效的原理——将像马戏团一样热闹。我认为，这种方法将使得法学院的学习经历多姿多彩，收获也大得多。
人们可能会对这个观点大皱眉头：“大家对这种东西不感兴趣。”也许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标题——“补救式生活智慧”中隐含的的讽刺的意味，但这个标题表明了我所说的：“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东西。”如果你称它为补救式的，不就是想表明：“非常基础，每个人都应该了解”的意思吗？！这个课程将是一个热闹的马戏团，我不明白为什么没人这么做，可能是他们不想这么做，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知如何下手，或者是压根不明所以然。
如果整合基础的知识，并用合适的例子讲授，持续一个月左右，再让学生杰出传统的法学院的教材，将使学习变得更为轻松有趣。可惜没人对此有兴趣。
许多时候，为了超越传统的教材，商学院的做法总让我感觉很笨拙。如果你认为美国的心理学教育状况堪忧，你再看看企业财务的情况，现代投资组合的理论毫无道理而言，让人大失所望。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质量首屈一指，但一走出这些领域，空洞和愚蠢的氛围弥漫在其它学术领域——甚至在一些充斥着高智商人群的领域。孩子们，如果一个学校散播的的全是这些愚蠢的观点，它的未来将会如何。正确灌输知识的方法不是让一个70多岁的老资本家走过来对大四的学生来说：“这是一点补救式的生活智慧。”这不对。
此外，在进入商学院后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基本原理的教育。许多法律原理同其他原理息息相关，它们一只是交情深厚的朋友。但老师们讲到这些法律原理的时候并没有指出它们是如何跟其他重要的原理相互联系的，这简直是疯了。
为什么规定法官对之前审理过的案件不能有非议？在我那个年代，他们教给本科生知识，但却没有附带原因地阐述，不讲明原因，真实荒谬。人类的大脑不是这样构造的，它需要理由和原因才能运行得更好。你们必须把事实置于由原因组成的理论框架下，让事实建立在有用的形式下，你才能成为一个有效的思考者。
讲课的时候，要么就不讲明原因，要么就给出牵强的理由。这是错误的。
我喜欢创建一门补救式的生活智慧的课程的原因之二，就是因为这样可以强迫教授们进行自省。如果他们讲授的内容跟一门叫作“补救式生活智慧”的课程中正确的观点相违背，肯定会感到难为情，然后找理由为自己开脱。
我这个观点是不是很疯狂？更疯狂的是我还预期有人会这么做。如果真的有人这么做，他会发现其中的奥妙所在。
问：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可惜的是，等到有一天这个课程推出来，我们也毕业了。你建议以一种课程的形式传授给学生，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能让我们学到呢？
芒格：总是有人问我是否有一种更为简便的方法，今天我也尝试给你们提供一些简易的知识。但只靠一次演讲是远远不够的，正确的方法是应该读一本有关这方面的书。
我们希望，我讲的内容能够帮助你成为行动更有效和更优秀的人，如果你没有成为富人，我也不会为此烦心。经常有人对我说：“把你知道的赶紧灌输给我吧。”当然，更常见的一种问法是：“请教我如何快速致富。不仅要让我很快地赋予，教我的速度也要加快。”
我没兴趣写一本这方面的书，对一个70岁的人来说，要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任重道远，我还有许多其他的事要做，所以我不会尝试。但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如果真的能找到这样一位如此有智慧，并能胜任该工作的人，我会出资支持他写作。
我们不妨来探讨一下目前教育情况每况愈下的各种原因，部分原因是由于学术界的相互隔离所造成的，比方说，心理学必须同其他学术领域的知识结合其阿里使用才会更有效，但如果你们的心理学教授不了解其他领域的只是，他就不会进行必要的整合。
如果一个人精于非心理学上的原理并时不时运用到自己的授课中，他会成为心理学教授吗？不，这样一位张扬的教授通常会得罪他的同行或者上级。
纵观世界历史，有一些极富盛名的心理学教授，比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西奥迪尼（Robert Cialdini）的知识对我就很有用，还有B. F. 斯金纳——他的实验成果富有影响力。但总体来说，我认为美国心理学教授的可选择性职业并不是尖端物理学，这也可能是他们为什么不能胜任的原因之一。
一些教育学院甚至是一些知名学府都刮起了一股心理学的热潮，这是学术界的耻辱，固然包括一些著名大学在内的学术部门都存在某些不足，但把教材贴上心理学的标签不是灵丹妙药。
从目前学术界养成的惯性看，面临的缺陷和不足是很难弥补的，你找到芝加哥大学是如何尝试改善心理学教育的不足吗？因为一些终身教授能力不济，校长几乎废除了整个心理学系。
假以时日，芝加哥大学将会重整处一个全新的心理学部门，或许他们今天以及达到了这一目标，情况得到了大幅改善。我不得不承认，一个大学校长能这样做的确让人敬佩。
我不希望给你们造成一个错觉，即学术心理学教育的不完善完全是人为的原因。相反，造成这些不足的原因中有许多是自然事物——心理学中一种无法摒弃的令人气恼的怪癖。
让我们借助思维实验（Thought Experiment,一种在头脑中进行的理性思维活动，它不受现实物质条件的限制，只须借助于想象力）来阐述这个道理，并非所有的领域都需要一个想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这样擅长综合成果的天才，但这是不是注定了一些领域永远不能吸引这样一位天才？理论心理学从本质来说，是否对那些大师并没有超强的吸引力？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看看各个时代的精英分子，他们攻克热力学、电磁学以及物理化学上的种种尖端难题，这些人当时被请进这些自然科学的领域中。
如果这样一个天才聪颖的人选择理论心理学，他会遇到一些令人尴尬的现实问题：（1）在更多的人学习社会心理学的时候，它身上展现出来的发展趋向却越来越不甚明了；（2）临床心理学必须面对之一尴尬的事实，即从生理学的角度看，幸福是否总是由于相信那些不存在的东西而得到提升？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那些大师级的人物总是被理论心理学关在门外，就像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普朗克那样，他也别经济学关在门外，因为他的一些方法在经济学中无法施展。
问：我们谈论了许多关于追求生活质量和职业两者间的平衡，除了学习之外，你还花时间找其他乐子吗？
芒格：我经常画上许多时间做我喜欢的事情——有时候钓鱼，有时候打桥牌或者打高尔夫。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人打算十年如一日地每周工作满70小时，然后成为Cravath的合伙人。有人或许会说：“我不想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每个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想法作出抉择。
但不管是什么样的抉择，如果你有能力学习，却不愿学习基本的生活智慧，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拥有这种智慧，你能更好地为他人、为自己服务，让生活妙趣横生。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才能，弃之不用是很可惜的。
今天的演讲很特殊——一个企业家跑到法学院作演讲，他从未选修过心理学课程，却称所有的心理学课本都是错误的。这听起来有点怪，但我是很真诚的。
问：这些年你实际上是在履行传授知识的职责吗？
芒格：当然。看看博克夏哈撒韦，我称之为一个具有教导性的企业。沃伦从未想过如何花钱，他想到的是回馈社会，他只是想通过企业搭建一个平台，让大家都能听到它的声音和观点。毋庸置疑，他的观点是非常不错的，平台也不赖。你可以说，我和沃伦是（某种意义上的）特立独行的学术家。
问：你非常有见地，你对知识的追去、对人类状况和财富的掌握都是值得赞赏的目标。
芒格：我不能确定追求财富是否值得赞赏。
问：可以理解。
芒格：准便提一下，我不会嘲笑那些打销售电话或者校对债券契约书的人，如果你需要资金，赚钱也是一件有趣的事。为了赚钱，你必须努力做点什么。不少事情因赚钱这一目的而让人尊重。
问：我理解你对那些过度意识形态化的人持有的怀疑态度，但是你所做的事情中有没有意识形态的成分？你也有一些疯狂热衷的观念吧。
芒格：当然，那就是智慧。我对精确度和好奇心也抱有激情，可能是我的天性中有一些慷慨的倾向，还有一种追求价值，让自己短暂的生命得到升华的愿望，但或者我只是在这儿卖弄自己。谁知道呢？
我深信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道理，不喜欢一个人坐下来空想。没有人那么聪明。
后记
在1996年作演讲的时候，我谈论到避免强烈的政治仇视情绪的重要性，因为它可能导致心智紊乱，即便是决定聪明的人也不例外。但打那以后，政治仇视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产生的恶劣后果足以令这些人丧失认清事实的能力，这令我感到意外。
当然，我是不喜欢出现这种结果的，按照我与生俱来的情感倾向，可能会作出像阿基米德一样的反应，假设他现在也在向上帝抱怨，可能会说：“在我发表了这些公式后，你怎么能诞生处如此黑暗的年代？”或者像马克吐温曾经抱怨的一样：“这是文学的落寞年代。荷马死了，莎士比亚死了，我也感到不妙。”
庆幸的是，我还能克制自己，不想马克吐温那样抱怨上苍。其实，我从未心存妄念，认为我的任何一个想法可以改变世界。我一贯认为，低调是我为人处事最好的原则，所以我只追求：（1）从更优秀的前辈们那里学到几个有用的方法，有助于我看清其他同龄人极度歪曲的认识，拨开迷雾见太阳；（2）我的方法只传授给那些能理解我而且能很快吸取的人。完成了这几个有限的夙愿，我觉得完全没有理由来抱怨世界的愚昧无知。相反，由于心怀失望，我还学会了最有效的应对方法，即所谓的“犹太人的方法”——幽默。
当我在2006年3月回顾该演讲内容时，我很喜欢渗透其中的一个思想：尽可能地设置防欺诈的人类系统，即便这无法弥补人类的一些痛苦。毕竟，在一种让欺骗行为得到褒奖的系统下，很大程度上会给公众造成一种无法弥补的的危害，这些不良行为因为被仿效而成为一种风气，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此外，在回忆这篇演讲内容时，有两点让我格外情有独钟：即从父亲的朋友格兰特•麦克菲顿那学会了如何生活的道理和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教学方法。我要感谢这些长眠地下的先辈们，如果你也喜欢《穷理查年鉴》，就让我们一起来感谢他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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