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称号属于凯恩斯。《泰晤士报》在凯恩斯去世时发表的讣告这样描述他：如果要找到一位同他的影响同样大的经济学家，我们就不得不追溯到亚当·斯密。

1920年，他就因为《和平的经济后果》而闻名天下，1936年《就业、利息及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面世以后，人们更不自觉地将经济著作划分成“前凯恩斯主义的”和“后凯恩斯主义的”。他生前影响了英国的政策走向，他的经济理论促进了罗斯福的新政、开创了宏观经济学；他身后为世界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政策建议，他参与设计的几个国际组织至今仍发挥着重要影响，他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经济学的发展。2006年4月21日是凯恩斯去世60周年，三联书店新译的《凯恩斯传》是这冷落的周年纪念中少有的亮色。

斯基德尔斯基的《凯恩斯传》是本大书，所谓的“大”不是指大开本、软精装、精美的印刷质量等等，而是这100万字的鸿篇巨制(这个单卷本是作者三卷本《凯恩斯传》删改百分之四十形成的“新书”)，作者收集资料翔实，特别是凯恩斯私人文件的获取更使得凯恩斯的形象富有立体感。值得赞赏的是斯基德尔斯基曾是一位历史学家，专攻经济政策，因此有着宽广而深邃的视野，这使得他可以准确把握凯恩斯这个影响巨大的复杂人物。事实上，积三十年之功而成的《凯恩斯传》被西方媒体誉为“20世纪最值得阅读的人物传记”，斯基德尔斯基列身于“20世纪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之一”，并被英女王册封为勋爵。

凯恩斯是个奇妙的多面手，哈耶克评价凯恩斯道：“他能够同时做无数的事情：教经济学，组织芭蕾演出，搞金融投机，收藏绘画，开办投资信托公司，为剑桥学院筹集资金，还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实际经营着剑桥艺术剧院，亲临剧院关心旅馆提供的食物和酒水这样的细节问题。”除了他绚丽多彩的私人生活外，还有最重要的哈耶克没有说出来，凯恩斯几度左右英国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政策制定。而斯基德尔斯基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是一以贯之并紧密结合在一起，他的私人生活——同性恋倾向、收藏癖甚至赌博——也是他获得众多成就的原因，这让我们有些意外，但作者的分析又合乎情理。

作为经济学家的凯恩斯

凯恩斯含着金汤匙出生，其父内维尔是剑桥大学的行政官员，西季维克和马歇尔则是他父亲的朋友，他生活在剑桥这样一个由大学教授组成的社区里，他的思想风格和生活带有强烈的剑桥烙印，罗伊·哈罗德称之为“哈威路6号先决条件”。他就读最好的学校——伊顿公学、剑桥最牛气的学院——国王学院，他是伊顿公学秘密的“信使会”、英国上流文化圈子“布鲁斯贝利俱乐部”等团体的会员，无一不是顶尖的群体，这些都是凯恩斯走向名人堂的阶梯。纵观凯恩斯的一生，他从来都是高高在上地俯视周围，因为他令人炫目的智慧、出身和教育背景，也来自于他从不脱离实际的才干。

凯恩斯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学家辈出的时代，其他人则未免有“既生瑜，何生亮”之叹。熊彼特耗费六年写就的《经济周期》，因为写作风格传统而被人称之为“前凯恩斯主义的”，束之高阁，这让熊彼特非常愤怒。凯恩斯去世那一刻时，他终于明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是不属于他的。同样遭遇的也包括凯恩斯的“头号学术敌人”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哈耶克发起的货币争论中，凯恩斯对哈耶克的东西根本看不上眼，而更让哈耶克郁闷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伦敦经济学院几乎所有人都是哈耶克的信徒，而到了30年代后期，他的听众却寥寥无几，因为那时几乎每个人都在阅读凯恩斯的作品……

凯恩斯首先是一个经济学家，马歇尔最得意的弟子，但他反叛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这直接催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宏观经济学。除此之外，《凯恩斯革命》的作者莫格里注意到，凯恩斯“特别务实，关注的几乎都是政策问题”。凯恩斯的一生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在动荡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他得以成名的作品几乎都是关注当前现实问题的结果。其中转向理论创造的动机也是因为先前的经济理论已不再能给正在发生的事件提供解释。理论在凯恩斯这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解释力和说服能力是他对理论的首要要求，他经常重新改写他的理论以便击垮那些“实际政策制定者”心中过时的经济“模式”。堪称凯恩斯写得最好的两本书——《和平的经济后果》和《论战争赔偿》——是凯恩斯对一战赔款问题的分析，再也没有其它的书能够让他全部的聪明才智在一个问题上得以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通论》则可以看作他对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对他的建议反对意见之回应。

他的文章华丽、风趣，可读性很强，但往往论证草率，时有逻辑错误。他并不在意学术规范，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熊彼特曾指出，凯恩斯对他发表的文章向来不肯多用必要的两周时间来加以完善。但凯恩斯认为经济学的论争首先应当是同辩论对手的“直觉”打交道，所以他总是请求对手在具体事实、逻辑上的错误或含混不清的地方“高抬贵手”，最重要的应该是抓住该论点的要旨，看看它是否有价值。这也是他和哈耶克辩不到一块的原因，因为哈耶克总是在没有搞清楚凯恩斯论文要讲什么之前就试图寻找他的逻辑错误。

作为政策建议者的凯恩斯

在1998年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凯恩斯被评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排名第二)，这足以说明凯恩斯的伟大。但凯恩斯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自己便认为，经济发展只有在当它能够使人们在道德上得到改善时，才算是正当的事情。是他实现了从自由放任主义模式向新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政策转变。也正是接受凯恩斯思想的哈佛大学活跃的年轻人，挽救了当时岌岌可危的“罗斯福新政”。到了30年代末，凯恩斯革命己经完全处于攻势，人们也渐渐地意识到这个世界就是凯恩斯描绘的那个世界。

其实在《通论》面世以前，凯恩斯己经在英国财政部甚至白厅(英国政府机关所在地，人们常用白厅指代英国公共服务部门)有着积极的影响，在巴黎和会上，他便是以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出席的。他的在财政部和印度事务部的工作经验是他的经济理论产生的主要源泉；在同政府官员为制定政策而进行辩论时，富有说服力的经济理论便成为他的利器。“二战”前凯恩斯在政府的召唤下重返财政部，并对财政部此前的错误既往不咎，此后更成为英国战时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人。这是熊彼特等人所不能及的，熊彼特做财政部长而无所作为，做银行家而负债累累。如果考虑这些，我们不得不发现，他对凯恩斯的批评总是带着酸意

在凯恩斯看来，19世纪盛行的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和20世纪兴起的计划经济体制都是极端价格观的表现。他反对前者，也不赞同后者，他认为社会组织19世纪末己经蓬勃发展，在这种形势下要使国家平稳地运行，就必须求助于一种慷慨、无私、以知识和科学为基础的政策精神，这和他受的教育和所处的交际圈有很大关系。他对政府管理中的愚昧、糊涂和过时观念极端不屑，这在他相当多的著作中都有体现。要不是他听从了好友的劝告将不少谩骂、侮辱他人的词汇删除，《和平的经济后果》引起的轰动会更大。

在实际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他的办法是提供实用的理论，让他的理论解释适应政府关注的政策。他做事的三个步骤：分析、处理方法、说服。这就是说他经常先有了政策建议而后再创造理论来说服别人，他认为“理论必须服务于政策”，《通论》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提供的是“我们应该怎么办”，而不单单是纠缠于“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这种思路使得他的作品很容易被公众及政策制定者们接受。熊彼特则恰恰相反，他认为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应该截然分开，经济学本身是一门科学，是回答“为什么”的。

凯恩斯是一个有人道关怀的人，真心地献身于人类的共同幸福，这是他热衷政策制定的原因之一。时至今日，凯恩斯的“遗产”仍然在造福人类，他参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后来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WTO的前身)等机构，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举足轻重。他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在今天的政府治理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或早或晚，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才是最危险的东西，好歹且不论。”凯恩斯的这句话令人费解，人们通常解读为“思想对事件的影响比既得利益对事件的影响要大”。那么正如斯基德尔斯基所说：“思想是不会很快随风飘去的。只要这个世界有需要，凯恩斯的思想就会一直存在下去的。”